8月1日，第24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貴陽舉行，當代著名作家王躍文攜新作《愛歷元年》亮相書博會，并與中南傳媒董事長龔曙光就“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”展開對談。
1999年，王躍文創(chuàng)作官場“清明上河圖”——《國畫》。自此，他被媒體譽為“中國官場小說第一人”。他后來創(chuàng)作的《梅次故事》、《朝夕之間》、《蒼黃》、《亡魂鳥》、《大清相國》等系列小說推出，一時洛陽紙貴。2014年，王躍文的視線跳出官場，回歸日常生活，一部《愛歷元年》直面人性的善惡，寫盡世情百態(tài)。
1996年，龔曙光以《湘軍，一支缺乏修煉的隊伍》獲得湖南省首屆當代文學評論獎。近20年來，作為文學評論家和知名出版人，龔曙光長期致力于推動原創(chuàng)文學的發(fā)展和本土作家的提升，自稱“一直是為作家服務的人，一直給作家打下手”。
2014年8月1日，第24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貴陽舉行，當代著名作家王躍文攜新作《愛歷元年》亮相書博會，并與中南傳媒董事長龔曙光就“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”展開對談。
上篇
“文化人就是接受過現(xiàn)代教育，可以用他的知識、文化來維持生計的一類人。我們現(xiàn)在社會生活中那些靠十幾年乃至更長時間的讀書，從而獲得生存基礎和謀生能力的人，他們是當代社會最主流、最活躍的主體。”
根據(jù)龔曙光對文化人的定義，王躍文認為，中國公民中，50歲以上受過高中教育的不少，30歲以上的很多人都受過大學教育，所以現(xiàn)在中國公民的主體是文化人，或者說，現(xiàn)在擔當國家命運的就是這個主體人群，即文化人群。
文化人的宿命：始終被時代裹挾與沖撞
在《說文解字》中，“文”最早的含義是“紋”，而后“文”化成“人”，當今的“文”特指“人”的“文化”、“文明”。
自古以來，文化人擔當著把“文化”、“文明”融入到“人”當中的使命，其自身命運卻不可避免地被歷史的大潮所裹挾，人類的大歷史左右著每一個文化人的小歷史，而每一個文化人的小歷史也都折射著人類的大歷史。
在王躍文的小說中，社會各階段里各色人物的無奈選擇與命運沉浮，成為中國當代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的真實寫照。
文化人的定義擔當國家命運的主體人群
每個時代對“文化人”的定義都不一樣。在當前的文化生態(tài)之下，人們更習慣于以“知識分子”、“獨立知識分子”指代文化人，而龔曙光所理解的“文化人”，是一個比傳統(tǒng)的讀書人和今天的各類知識分子更寬泛的概念。
“文化人就是接受過現(xiàn)代教育，可以用他的知識、文化來維持生計的一類人。我們現(xiàn)在社會生活中那些靠十幾年乃至更長時間的讀書，從而獲得生存基礎和謀生能力的人，他們是當代社會最主流、最活躍的主體。”
根據(jù)龔曙光對文化人的定義，王躍文認為，中國公民中，50歲以上受過高中教育的不少，30歲以上的很多人都受過大學教育，所以現(xiàn)在中國公民的主體是文化人，或者說，現(xiàn)在擔當國家命運的就是這個主體人群，即文化人群。
文化人的宿命始終被時代裹挾與沖撞
文化人或多或少都會被社會所左右，這似乎是文化人的宿命，但文化人又同時希望引領(lǐng)社會，這就是文化人“志于道”的地方。
有人說歷史上只有兩個半完人，孔子與王陽明是兩個，而曾國藩只能算半個。事實上，在對“道”的追求中，“完人”也同樣擺脫不了宿命的安排，但也從未放棄過與宿命的抗爭。
王陽明是狀元之后，自幼研習朱熹學說，28歲中進士，曾官至刑部主事等。生平兩度去職，中年以后辭官講學，在紹興、余姚一帶創(chuàng)建書院，以良知之學創(chuàng)立“陽明學派”，令后世中國知識分子敬仰，史稱其為“明第一流人物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皆居絕頂”。
王陽明的前半生，以大丈夫之功成立業(yè)為最大目標，這是他作為文化人的宿命，但龔曙光認為，王陽明的學術(shù)追求和學術(shù)思想，卻是他對其所處時代的反駁與抗爭。
曾國藩20多歲就把自己的名字由“子城”改為“國藩”，足見其政治抱負。中國傳統(tǒng)的讀書人皆以“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為己任，曾國藩是一個讀書人，他的抱負也是當年湘軍諸位首領(lǐng)共同的抱負，還是他們所處時代所有文化人共同的抱負。正是這樣的抱負，引領(lǐng)曾國藩和他率領(lǐng)的湘軍成就了一番偉業(yè)，成為當時國家的柱石。
那個動蕩的時代選擇了曾國藩，也成就了曾國藩，但仕途成功的曾國藩和他所處的時代也是有抗爭的。他處在一個“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”的時代，但他非常律己，盡管可以支配的金錢如沙如海，曾國藩卻始終是清廉的。所以，龔曙光認為，“每一個成功的人，都有他的時代宿命，也有他的抗爭。”古人如此，今人亦如此。
以一個出版人的眼光來看，龔曙光認為，王躍文小說中的主要人物，和作者基本是一個類型的：大體在社會底層長大，感受了社會生活的艱辛，有一個努力讀書的童年，爭得了一個自我發(fā)展的機遇，然后以碰撞的方式被急速轉(zhuǎn)型的社會所裹挾。“不管在古代、現(xiàn)代還是當代，這都是文化人與時代關(guān)系的縮影，而這正是文化人的宿命。”王躍文如此，龔曙光亦如此。
龔曙光多次表示，“我的理想絕對不是當商人，但我現(xiàn)在毫無疑問已經(jīng)是一個商人，這就是我在這個時代中作為一個文化人的宿命。無法主宰自己的社會角色、選擇自己的行進道路，而是始終被時代裹挾、被時代沖撞，最終被時代安排到某一個角色上，這是我們的宿命。”
從這個角度出發(fā)，龔曙光把“宿命”定義為文化人和時代的關(guān)系——這一代文化人最終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，在這期間更多的是時代的擺弄和安排，但同時也要對時代給予的角色進行抗爭，這是絕大部分文化人共同面臨的處境。
文化人的立場有錢也不搞成癮游戲
因為宿命，作為企業(yè)家的龔曙光，每天要跟金錢打交道，要跟每一單生意打交道，要為股東創(chuàng)造最大的利益；因為抗爭，當眾多上市公司紛紛高調(diào)并購手游企業(yè)時，手握巨資的中南傳媒面對這個天大的誘惑卻選擇無為。
在談到作為一個文化人的立場時，龔曙光認為，自己作為一個內(nèi)容提供商，希望盡可能為消費者提供最好的文化產(chǎn)品，尤其是在兒童教育方面，希望孩子們學好中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。
“文化人里我最有資格做手游，因為我們中南傳媒有錢。”龔曙光說，早些年就有人在勸自己涉足當前火爆的手游業(yè)，他自己也明白，如果當初搞手游，中南傳媒的市值就絕不止260億。但龔曙光認為，現(xiàn)在的孩子大多都有手機，是家長監(jiān)護的一個盲點，如果因為自己做成癮性游戲，讓哪怕一個孩子由于沉迷其間而耽誤了學習，等于讓他們吸毒，自己就喪失了一個文化人的基本道德。“我們是一個教孩子們讀書，為孩子們提供知識、傳授文化，最終用文明去塑造他們的企業(yè)，假如我讓他們?nèi)ネ媸钟?，并由此成癮，荒廢學業(yè)、改變?nèi)松?，這和販毒有什么區(qū)別呢?這和在牛奶里面添加三聚氰胺、在菜肴里使用地溝油又有什么區(qū)別呢?”
對于龔曙光的這一立場，王躍文深表贊同：“讓人失望的是，當前許多文化公司，在利益驅(qū)使下，都去涉足手游行業(yè)，甚至其他灰色行業(yè)，失去了一個文化人的立場。”在王躍文看來，龔曙光的抗爭其實是時時存在的。“我曾經(jīng)望文生義地調(diào)侃說，商人商人，就是要商量著做人，而龔曙光一直在同這個世界商量，即應該做什么，應該不做什么。而做與不做的標準，就是存乎于心的道。這種商量，也就是文化人的抗爭。”
文化人的寫作對官樣文章的抗爭
王躍文的小說寫作，過去總是被定義為“官場文學”。王躍文說，他非常不喜歡“官場小說家”和“官場小說第一人”這個狹隘的稱呼，這是媒體貼在他身上的狗皮膏藥，想撕也撕不掉。“我的小說，不管是關(guān)注現(xiàn)實的，還是寫歷史的，或者是寫鄉(xiāng)村的，包括現(xiàn)在《愛歷元年》是寫情感生活的，我的寫作對象都是文化人。”
龔曙光說，文化人的基本特點就是，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識在這個社會謀生，王躍文也很贊同用這個定義去定位自己的身份，但他同時認為，自己這種“文化人寫文化人”并不是一般文化人的寫作，而是一種士子寫作。古人關(guān)于“士”的定義源遠流長，到春秋時代開始固定下來的士的概念，就是我們今天熟悉并接受的所謂士的概念?？鬃釉?ldquo;士志于道”，只有那些有“道”的追求的、有理想的讀書人才能算“士”。“我寫作的對象是文化人，但我自己還是一個有理想的人，在我的寫作當中貫穿了我對生活的理解和期望。”王躍文說。
在龔曙光看來，王躍文的小說恰恰體現(xiàn)了其作為這個時代優(yōu)秀的文化人之一的文化立場，及其對社會、對時代的糾纏和抗爭。
王躍文在成為專職作家之前，曾經(jīng)是政府機關(guān)的一名公職人員，在長達十余年的時間里，他的主要職責是寫“官樣文章”。“當我把官樣文章寫到優(yōu)游自如的時候，正如孔子所言‘行有余力，則以作文’，文學的夢想就蘇醒了，開始寫作。”
1999年，王躍文創(chuàng)作了《國畫》。這種“我筆寫我心”的寫作，顯然是對“官樣文章”的一種抗爭?！秶嫛烦霭婧笠患堬L行，讓他的生存環(huán)境發(fā)生了逆轉(zhuǎn)。第二年，王躍文脫離公職單位，成為專職作家——這個職業(yè)同樣是其對宿命設定的社會角色的抗爭。
下篇
正如文學評論所言，王躍文的《愛歷元年》是一部無比誠實的情愛之書，在一幕幕情愛糾纏里，多角度呈現(xiàn)了欲望的沖撞、內(nèi)心的迷亂和人性中善與美的升華；但《愛歷元年》更是一部無比溫暖的人性之書，將文學撫慰心靈的作用發(fā)揮到了極致，將人性的光輝抒寫到了極致，喚起了人性的救贖，激揚了人生的真諦。
這是又一部關(guān)于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的活劇，這里面的文化人，既是主角，又是配角；既是演員，又是觀眾。
《愛歷元年》——關(guān)于文化人的世情大戲
有一種說法，任何一個作家的作品都是自己的自傳，在王躍文的《愛歷元年》中，同樣存在著作者的影子。與其說，這是文化人自己寫的又一部文化人的自傳，一幅文化人與情感、與經(jīng)濟的剪不斷、理還亂的浮世繪，不如說，這是又一部關(guān)于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的活劇，這里面的文化人，既是主角，又是配角；既是演員，又是觀眾。
知識分子的自傳
王躍文愛吃牛肉，所以小說主人公孫離吃套餐時，大多時候是吃牛肉，他的妻子喜子叫他牛肉寶，吃牛肉百吃不厭。拋卻這些細枝末節(jié)，《愛歷元年》仍舊沒有跳脫“文化人”這個范疇，寫的是關(guān)于知識分子的情感和家庭的故事。
為什么要寫這個小說?王躍文談到了他的一些理性的思考。“中國最近二三十年走得太快了，各方面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很多事情，很多問題，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想清楚，一切該發(fā)生和不該發(fā)生的，都發(fā)生了，讓每個人措手不及。”
“當社會被某些辨識不清的洪流裹挾的時候，當所有人都貌似向前奔跑的時候，我愿意選擇慢下來，停下來，甚至往回走，看看那些狂奔的人丟失了什么。”正是出于這一初衷，王躍文創(chuàng)作了這部小說。從表面上看，《愛歷元年》是個情感故事，而本質(zhì)上卻是一幅家庭和社會變遷的浮世繪，“我想通過一些雞毛蒜皮、雞零狗碎的事情的描寫，回望中國二三十年突進與逡巡的過程，停下來作一些思考。”
龔曙光把王躍文主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定位為一個類型，即“文化人的類型”。“在過去三十年或者更長時間里，文化人扮演著社會的各種角色，而且是扮演主要角色。王躍文的小說，寫的都是文化人與時代和社會的關(guān)系、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。《國畫》寫的是文化人和政治的關(guān)系，《大清相國》寫的是文化人和權(quán)力的關(guān)系，而《愛歷元年》寫的是文化人與情感的關(guān)系。”
作為文化人的龔曙光，對王躍文筆下的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有著更深的思索。他所看到的是，21世紀的快速度打亂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在漫長的進化史中的節(jié)奏，并導致了很多災難性的后果，這樣的時代大背景加劇了對文化人的裹挾與沖撞，每個人都不能自控。“在他的小說中，即使是那些表面上權(quán)傾一方的官場核心人物，其實也是難以自控的。”
站在圈子的邊緣觀察
盡管王躍文非常反對媒體給自己貼上“官場小說家”的標簽，但他并不反對龔曙光將他的創(chuàng)作歸為另一種“類型化寫作”——文化人寫作。為什么王躍文的小說不僅僅引起文壇矚目，更觸發(fā)了非文學的震動?龔曙光認為，這一方面是源于王躍文對生活細節(jié)的深刻感受和準確提煉，因為這些細節(jié)的高度符號化，使人很容易對號入座，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王躍文獨特的視角。
正如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，魯迅說《紅樓夢》令“經(jīng)學家看見《易》，道學家看見淫，才子看見纏綿，革命家看見排滿，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”，每個人看小說，都有他獨特的視覺。龔曙光認為，單從小說的創(chuàng)作視角來觀察，王躍文不管看經(jīng)濟還是看情感，基本是離不開文化人這個圈子，但他是站在圈子邊緣看圈子里面的人，他的述事主人公大多不是最風光、最得勢、最叱咤風云的人，他的小說中也幾乎沒有叱咤風云的人物和驚天動地的故事，基本都是站在圈子邊緣看這個圈子慢慢變化，再風云激蕩的大事、再呼風喚雨的人物，站在圈子邊緣看去，也只是風輕云淡、歲月無痕。
《愛歷元年》寫了一個家庭兩個主人公的情感歷程，從相愛到分別出軌再到回歸。王躍文說，這本書的最大特點是“溫柔”。小說的最后，夫妻兩人抱錯的孩子亦赤從拉薩給母親喜子發(fā)來一首詩：“……我以為我找不到家了/昨夜，我夢見一雙軟軟的鞋/媽媽，與其讓你如此牽掛/不如你帶我回家。”很多人讀到這里，都沒能忍住淚水。
王躍文認為自己一以貫之的寫作習慣，無論過去寫官場也好，鄉(xiāng)村也好，還是現(xiàn)在寫中年知識分子的家庭生活也好，他所寫的，都是生活的日常狀態(tài)。“我不喜歡故意把故事搞得波瀾壯闊，非常曲折，甚至離奇，我覺得那不是生活的常態(tài)，而是生活的極端狀態(tài)；如果文學總是寫這種極端狀態(tài)，未必能夠揭示生活的本質(zhì)。”毫無疑問，寫這種看上去波瀾不驚的故事，對作家的寫作能力要求更高。王躍文的小說一直廣受讀者的歡迎，這正是對他寫作能力的最高肯定。
以審美抗爭宿命
回過來說《愛歷元年》中的兩個人物，孫離和喜子，兩個出身平凡的大學生，受過高等教育，擁有穩(wěn)定的工作，事業(yè)和生活都處在上升期，卻不能免俗地雙雙出軌。這是一個在中國大地的每一個角落里天天上演的老故事，完全沒有新意。在生活中，這些故事的結(jié)局，往往不是身體上鼻青臉腫，就是心靈上傷痕累累，不是家庭四分五裂，就是親情分崩離析。但王躍文卻拒絕接受這種結(jié)局，他為這個老故事灌注了新的生命。
故事的最后，兩個人通過內(nèi)心的抗爭獲得自我救贖，悄然回歸情感的起點，重啟愛歷元年。龔曙光認為，這個結(jié)局正體現(xiàn)了王躍文的審美，體現(xiàn)了作者對他所不喜歡的宿命的抗爭。“生活其實比小說更頹廢，更令人沮喪，但是躍文不甘心這樣的時代和結(jié)局，也不甘心這么多出軌的人最終把每個家庭都弄得四分五裂，所以他最終選擇了溫柔和溫暖，這是王躍文心靈抗爭的一秉燭光。雖然我們可能會質(zhì)疑出軌與回歸哪一種愛情更真誠，背叛與懺悔哪一種情感更深切，而王躍文卻執(zhí)拗地想讓讀者相信，破鏡能夠重圓。這是他給予這個時代最美好的期許。”
正如文學評論所言，王躍文的《愛歷元年》是一部無比誠實的情愛之書，在一幕幕情愛糾纏里，多角度呈現(xiàn)了欲望的沖撞、內(nèi)心的迷亂和人性中善與美的升華；但《愛歷元年》更是一部無比溫暖的人性之書，將文學撫慰心靈的作用發(fā)揮到了極致，將人性的光輝抒寫到了極致，喚起了人性的救贖，激揚了人生的真諦。